繼春節之後，元宵是最熱鬧歡騰和多姿多彩，又極為不尋常的節日。“鬧花燈”是元宵主要的活動，它把元宵歡樂的氣氛推向高潮。清流城關元宵的“擺五坊，送瘟船，散福”是和“鬧花燈”相連綴的獨特風俗，充分表達瞭客傢先民對祖先的追懷、惦念，獨具匠心，使節日歡樂的高潮持續不絕。這習俗僅囿限在清流城關，成為城關人民最向往、最喜愛的節俗。
“擺五坊，送瘟船，散福”習俗
擺五坊
清流城關原有19坊，每年元宵由各坊輪流執事主持“擺五坊”。每個坊每年分五處擺。每處要擺上五大件，即：古董、字畫、古書、花卉、服飾，故稱“擺五坊”。當天，輪流執事主持的坊各戶人傢門前便擺出方桌，攤開紅紙，臨街掛起繡有“龍鳳呈祥”之類的桌帷。戶主將珍藏的古董、銀錫器皿、玉器佩飾擺在桌上陳列。即使終年躬耕隴畝的農戶，也要擺出一對古色古香的錫燭臺，或合抱的金黃大黃瓜、大番薯或特有的雪薯以示莊重。
“擺五坊”的時間視氣候晴雨而定。天氣晴和時，可擺上三五天。若遇連綿陰雨，一天即收場。擺開後，人們便擠在坊市評頭品足，一飽眼福，增添節日的歡樂。
送瘟船
夕陽西沉，暮色降臨，觀賞“擺五坊”的人群雲散之後，城區的東門橋下卻聚集著眾多的男男女女。泊岸的船隻底層是木板，四周圍用薄薄的竹片紮成，爾後，蓋上紅綠色紙。船艙內繪有十二生肖的肖像張貼其上。艙內裝著各傢各戶送來的豬毛、禽羽。山裡人有強烈的心理寄托，將傢禽牲畜的毛羽送上東去的瘟船付之一炬，以為即可保六畜興旺，平安無事。於是，各傢各戶時刻一到，主事者發出號令，六響火銃轟然巨響，掌事的即解開繩纜，點燃艙內的火紙引爆雜在毛羽中的花炮，噼啪喧響。瘟船在沖起的花炮硝煙的火光中伴著激流遊弋，沿著龍津河隱隱而去。直至瘟船送走，消失在暮色蒼茫中，人們才星散而去。
散福
元宵之夜，各處大鬧花燈，送走瘟船，而五坊的傢傢戶便圍坐在廳堂設宴把酒，少的幾桌，多的幾十桌。有的事先發出邀請，但任何人都可隨意光臨酒席。於是各坊的人們便攜兒帶女來到執事的五坊登門道賀，然後依次魚貫而入，吃到酒醉飯飽為止。
這特有的習俗在清流城區代代傳承從不衰竭。新中國成立後，這習俗才被廢除。但它在民間有較深刻的影響，其特點是：
1、有明顯的地域性：在古代廣袤的汀州八縣中，這習俗唯獨在清流城區流傳。習俗形成的因由主要是與清流城區的地理環境和人民生活息息相關。
清流人大抵是隋唐之後，陸續從中原等地避亂遷來。這裡山明水秀，土地肥沃，氣候溫和，林木茂盛，有大片可供開墾的耕作之地。沒有戰亂、兵燹、災荒，而被人們深深迷戀著。由於此地都是外地遷來的人，沒有封建房族糾葛，又不受土著人欺凌，大傢和睦相處，友好親善。明洪武年間，清流人口已有五萬多人。清道光九年，劇增至十萬人，從宋代建縣至新中國成立初的800 餘年間。人們帶著中原的遺風，經過沿途漫長的衍化，與本地村民習俗融為一體，於是，形成這獨特的風俗，其主要著眼點是“送瘟船”，企望通過虔誠祭拜之後，能讓那些災禍，紙船明燭照天燒，伴隨滔滔流去的龍津水一去不復返，體現瞭人們對生存欲望的寄托。因此，送走瘟船，各傢各戶始以散福，讓福神光臨柴扉，喜照門庭，導致一些食難果腹之傢也要不惜宴請嘉賓，唯恐太冷落瞭，福神不肯光臨。
2、有強烈的文化氛圍：清流城區人民有對美的強烈追求，有較為發達的文化。元明之際，有20餘名進士，在朝廷任副丞相、吏部尚書、翰林院編修和知府的官員，供職全國各地的知縣達數十人。他們在仕途各有建樹，各有一股大義凜然的陽剛之氣，都十分願意將傢裡的文化寶物擺出來供人觀賞，炫耀門楣，從而，強化“五坊”的文化氛圍，不同於一般的封建迷信。實質是褒揚文化，是對各坊文化的一次大檢閱；是鼓舞、激勵人民奮發上進，攻讀詩書的習俗。
3、有傳奇的文學色彩：經過一代又一代人們的加工潤色，“擺五坊”不僅千姿百態極富情趣，同時在民間也流傳著許多傳奇故事，如《樊公顯靈》、《龍津河的故事》等，無不充分表達擺五坊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，它深深紮根在群眾的土壤，為群眾所喜愛，給這些習俗塗上豐富多彩的傳奇色彩。
4、有心理企求的崇拜：在漫長的封建社會，人們總是企求著全傢、鄉人的共同平安吉祥，憧憬向往著溫飽安寧的生活。“擺五坊”正是這個企求憧憬最好的表現形式。因此，每年元宵，人們不惜代價都要隆重舉行這個習俗。違拗或淡化這個陳規，人們唯恐將招致瘟神的肆虐、命運的懲罰。這是鄉民共同凝成的心理素質，使之繁衍流傳。
形成的原因
元宵，早在漢代就是一個尋常的節日。《史記•樂書》雲：“漢傢常以正月上元祭祀太一甘泉，以昏時夜祀，至明而終。”周以後才逐漸變為今日的元宵佳節。為配合道教三官大帝中上元天官大帝在正月十五日的誕辰，便舉行種種慶祝活動。到北宋末年，元宵節由三夜擴為五夜。北宋人孟元老在《東京夢華錄》中，描述瞭當時汴京人過元宵的盛況。這熱烈壯舉代代相傳，沿襲至今。
民國間編修的《清流縣志》稱：“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節，城內於斯日延道土建醮，名曰春祈。午後，扛神像沿街奔馳，各傢門口競放爆竹，名曰：逐疫。值年坊住戶率先期發柬以請親友，晚開筵宴，沿街拉客，名曰：‘賽福’。”
由此可以看出，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，無疑在清流得到播衍和發展。
1、與臺灣有著密切關系：連雅堂《雅言》稱：“臺南建醮之時，先擇寬闊之地，設置神壇。曰天師壇，曰觀世音壇，曰玄天上帝壇，裝飾華美。以七巧桌陳列壇內，上置金石古玩，多方羅致，以誇珍異。臺南故傢舊多收藏，平時種不示人，排壇始肯出展，亦可以供觀覽也……他處之壇，雖有臺南之偉麗，而無臺南之華貴。”這習俗和清流的“擺五坊”同出一轍。臺灣“送王爺船”，每三年一次，在臺南舉行，規模浩大，聲勢壯闊，形式獨特。1991年8月間，臺南舉行的“送王爺船”活動，轟動全省，人流如織，商賈堵途。《臺灣時報》作瞭連篇累牘的報道與清流的《送瘟船》不相上下。
2、中原文化的浸潤：唐之後，中原人民經過幾次大遷移，有一批子民移到清流落戶。他們帶來中原文化的遺風，經過沿途不斷的演化充實，又經過本地山民的同化拓展，才形成獨特的民俗風情。實質是中原與南方文化交流的一道彩虹，煥發著異樣的光彩。新編山西《五臺縣志》稱：“元宵，街頭巷口壘旺火祭瘟神，祈求消災免難。”可以從中原窺探到清流元宵習俗的這個遺蹤。遠離故土之後，他們懷念遠祖的遺俗，崇尚先祖的民風，深感祖先的榮耀不可忘懷，對一些風情民俗由共鳴、發展、而完善。
祭瘟神在山西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北等地也有不同形式的祭儀，這就激起瞭有傢歸不得的遊子的追懷之情。他們沒有別的撫慰，在“每逢佳節倍思親”之際，便保留先祖的遺風，以顯示對先祖的懷念，寄托自己的追思，這全是由於中原文化的深深浸潤所致。
3、賦予新的傳說：清流人民景仰祖先，通過“五坊”活動，豐富自己的生活內容。
據傳，從前，清流有位商人外出杭州作生意。元宵那天，在杭州城的大街小巷閑遊，發現傢傢戶戶門前都擺張桌，罩上佈帷，擺出許多供品和古玩字畫，燒香點燭。商人被這紛呈的精湛擺設迷上瞭。回清流之後的第二年元宵也在自傢門前擺上案桌，把傢裡珍藏的首飾、古玩擺在桌上任人欣賞品評。過去，清流交通閉塞，與外界交往不便，商人的奇異擺設吸引瞭許多人士前往參觀，後經商人繪聲繪色的渲染，翌年元宵，城裡凡是有名望的人傢都仿效這習俗，受到人們的崇拜與敬仰，蒙上一層迷人的色彩。後經幾代的播衍發展，在炫耀傢族興旺的同時，人們企求消災免難，為增加“送瘟船”、“散福”等相聯系的習俗，使三者融為一體，給元宵賦予多元的意向，形成城區人民共識的習俗。
4、人民的願望：漫長的封建社會，人們對不可抗拒的各種遭遇，無法作出科學的解釋，便企求神靈的保佑。
“送瘟船”是人們驅邪祛惡的願望。“散福”則是人們對好運的企求，又跟“擺五坊”融合為一體，根深蒂固地紮根在人民中間。這奇特的心理企求，於是構成瞭奇特的習俗，誘惑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陳陳相因，擔心著沒有這習俗，也許是災禍降臨。盡管人們寄予極大的企望。其實，不斷的禍災仍然是緊緊籠罩在善良百姓的身上。盡管他們頂禮膜拜，獻出一片赤誠之心，依然受到反動階級的殘酷壓迫，無法解脫痛苦與災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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